睁眠:睁着眼睛睡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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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98 发表于 2017-12-30 22:23: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那些曾经铭刻在记忆深处的鲜活的人物和具体的事象,不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模糊黯淡,反而还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清晰明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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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Y5 e' z# s. z, J睁眠,本名蔡贞明。男,1966年生,贵州纳雍人。云南师范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哲学硕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曾先后在《诗神》《星星》《凉山文学》《今日文坛》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曾获“1989·中国杯”全国青年诗歌大赛佳作奖、第三届高原文学奖、第二届“屈原杯”全国诗歌大赛优秀奖等奖项。有诗作和评论入选种文学选本。曾在《贵州社会科学》《领导科学》《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已出版学术著作有《欲望论》《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诗集《狂奔》。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理事。9 }# ~" p, B6 N/ x  i/ v- V
蒋能:首先,我们谈谈“睁眠”这个名字,从蔡贞明到睁眠,不像周西篱之于西篱,曾居一之于居一那么直接,而是取了本名的谐音,一睁一眠,令人遐思,有何寓意?你何时起用这个名字?7 {+ E" m0 G: |2 A8 |- {
睁眠:正如你所说,我的笔名“睁眠”是本名后面两字的谐音。除了谐音,字形相似也是我把这两个字作为笔名的原因之一。从符号学的角度讲,名字是能指,隐藏在名字背后的意义是所指。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了取出一个理想的名字而往往耗时数月,可谓煞费苦心。有的人家在小孩出生时,不但全家老小齐上阵为孩子取名,而且亲戚朋友也会自告奋勇地参与其中。重金聘请道士先生取名及翻着《辞海》《词源》之类的工具书取名的也不在少数——国人对取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就我的笔名而言,有人说是“睁着眼睛睡觉”,有人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一位同学甚至夸张地说“饱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我哈哈大笑。“诗无达诂”,看来,名亦“无达诂”。这个笔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沿用至今,快三十年了。我的看法是,看了十遍、听了十遍还没有记下来的名字,可能不是一个取得成功的名字;而看到一次、听到一次就记住的名字,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吉祥、和谐、响亮、反差、诗意等都是取名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 Y/ z5 N% @% K; r' a
蒋能: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你和居一、陈绍陟、西篱、空空、王家洋等诗人的大肆书写,纳雍诗歌现象得以凸显,纳雍诗歌现象和阳山诗歌现象、杨家塘诗歌现象共同组成黔西北诗歌现象。居一和你,同时经历了杨家塘和纳雍两种诗歌现象。居一早期有过“高原诗歌”的写作,和空空、陈绍陟以及毕节其他县区的诗人一起,在当时卷起了一股不小的“高原诗歌”写作热潮。我阅读你的诗集《狂奔》(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9月),发现你并没有太多 “高原诗歌”的写作迹象,你处于一种怎样的写作状态?你如何看待“高原诗歌”写作?
6 p+ Q" K' y% K睁眠:“高原诗歌”的出现是一个奇特而短暂的现象。众所周知,“高原”是与“平原”“盆地”“丘陵”“山地”等相对应的地形地貌概念。这个概念怎么突然与诗歌联系起来?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黔西北地处云贵高原,虽然境内高山深谷比比皆是,严格意义上“高原”的高而平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当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为“高原人”似属正常;二是受至今仍然由毕节市文联主办的涵盖了整个黔西北的文学刊物《高原》名称的影响。文学作品是否一定要以地形地貌为题材,是否一定要以地形地貌为创作对象,这没有历史或现实的依据。重要的是,某种特定的地形地貌是不是导致诗人或作家命运逆转的重要因素。如果诗人或作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他(她)本人的命运逆转存在着必然关联,那么,把自身的文学作品与这种特定的地形地貌联系起来就无可厚非;如果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那么,刻意去写什么“高原诗”“平原诗”“盆地诗”“丘陵诗”“山地诗”就没有必要。在黔西北,用“山地”代替“高原”我认为更准确一些。由于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发展农业受到严重制约,民众的温饱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由于绝壁处处,沟壑纵横,百姓的出行就显得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在此情况下,即使是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不管是修筑高速公路还是高速铁路仍然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有许许多多的隧道需要打通、有许许多多的桥梁需要架设——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因此,我认为用“山地诗歌”替换 “高原诗歌”,用“山地文学”替换“高原文学”更为恰当,置身于黔西北的诗人或作家创作的前景也更为光明,因为那里有源源不断的属于“山地诗歌”或“山地文学”的“富矿”可供他们尽情开采。或许由于我本人的实际生活和情感体验并未受到“高原”的影响,或许是我对“高原”一词的理解有别于他人,因而,我当时及后来的诗作里确实很少出现“高原”这一语词。相比之下,涉及人生、爱情及职业方面的诗作要多一些。
3 X2 Q  u; j" x8 ^7 a% V蒋能:“为了爱和美/为了守住一世的良知和赤诚/我流下伤心的泪/留下骨头一样/坚硬的文字”(《预言》),“除了在梦中看见梦,在火焰中/取出花朵,没有谁/比诗人走得更远”(《没有谁,比诗人走得更远》)。在诗集《狂奔》里面,除了纳雍、贵阳外,还出现了兰州、罗甸、昆明、黄河、北方这些地理名词,它们是否和你的人生历经有关?我通过一篇你的散文《纳雍:陈年旧事》了解到,1983年,你作为毕节师专(曾更名为毕节学院,现名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首届政教专业毕业生,毕业即回到纳雍师范学校(曾更名为纳雍县教师进修学校,现为雍熙六小)教书,一教就是16年,其间,你强忍了物质匮乏带来的生存压力,经历了艰苦生活带来的思想蜕变,却“从未放弃过生存的信念和手里的笔”。诗歌让我们清楚地认识世界并说出朴素而实在的真理,从《口红》《漫步》《发廊》《美容院及其他》《车子的意思》等诗歌,不难看出,在火热的都市生活中,作为诗人,你是智者,非常清醒地把自己与俗人分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你如何理解诗歌与人的关系,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
+ j( d  a5 C+ V" y. P/ b: D' n睁眠: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虽然存在着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具体地说,就是有的人生经历能够进入文学作品,有的却不能;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有些是现实存在物,有些则是非现实存在物。就我本人而言,纳雍和贵阳是我工作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因而诗作里反复出现这两个地方当在情理之中。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不简单地等同于生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以自己的生活场景为原型进行创作,是每个诗人或作家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诗歌与散文等文本的最大区别在于:诗歌重表现。由此,诗作中的现存物、有形物、实在物比其它文本相对要少得多,那种非现存物大于现存物、无形物多于有形物、虚幻物高于实在物的诗作常常更具魅力和风采,也更受人青睐和追捧。昆明、兰州、罗甸等地我曾有过短暂停留,这些地方能够进入诗歌既属于必然也是它们的幸运。而那些我虽然到过多次却没能触动我提笔写作的地方,要么它们毫无诗意可言,要么它们本身并不具备引发人们产生创作冲动的潜能。文学是人学,反映人的生活是文学天经地义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不仅仅是创作者个人的生活,而是包括创作者在内的一类人的生活。如果只痴迷于自己的生活,只是在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里不断兜圈子,那么,文学作品就完全成了个人情感经历的记录仪或私人恩恩怨怨的倾诉器,在“小我”无法升华为“大我”的同时,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也难以得到充分彰显和呈现。此外,由于文学本身还具有净化的功能,因而身为诗人或作家,必须具备非凡的质疑、否定、批判的精神和能力。不能盲目追随,人云亦云。如果对任何事物都持一种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和接受的态度,那就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因为这些诗人或作家并未使鱼龙混杂、美丑并存的现实生活得到应有的过滤,其作品当然也就无法上升到能够引领人们走向“理想”世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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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 C& N2 s  ?( U+ {《狂奔》(睁眠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9月)8 Z. H8 r8 ?  Y/ r9 p2 _5 s
蒋能:也许与你搞学术研究的职业习惯有关吧,我觉得,你的诗歌在语言的表达和意象的运用上都非常严谨。意象、叙述、抒情三种因素在诗中互相融通,融通后又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哲学思考,艺术手法上独具风格,比如诗歌《一年四季我们乐于收割的色彩》就比较突出。
) y1 f% {, D( U+ W睁眠:《一年四季我们乐于收割的色彩》是我耗时最短、写得最顺利的一首诗。那时我还在纳雍师范学校工作。一个春天的中午,我睡午觉醒来,一个人信步走到教学楼前边的草地上,在那里站了短短几分钟。目睹对面田野里的人们正在忙忙碌碌干活的生动情景,整首诗作的内容瞬间就在头脑中全部出现了,我强行将所有诗行记在心里,迅速折回寝室,立即用笔写到纸上,此后几乎没有作过任何修改。过了一段时间,和一位朋友去毕节办事,我把誊清的诗稿交给陈学书(已故)老师,他因为要去大方开会,就说“我回来再仔细看看”,随即把稿子塞进抽屉。数月之后,诗作在《高原》上登了出来。有一天,在纳雍二中门口遇到居一,他说他家里有我的一个获奖证书,叫我去取。我莫名其妙。原来是这首诗意外地获了“高原文学奖”。不久,这首诗又获了“1989·中国杯”全国青年诗歌大奖赛优秀奖。此事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把写诗当成一种任务来完成,可能费力不讨好;在宁静放松的状态下还可能写出较为理想的作品来。前提是平时的积累不能缺少,如果完全抱着守株待兔、靠天吃饭的态度,结果自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不是“人写诗”, 而是“诗写人”了,奇迹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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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论》(蔡贞明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6 {  D4 w. S( D$ y+ i4 |- G2 E蒋能:2010年7月,你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欲望论》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欲望论》对欲望的根源、构成、表现及功能;欲望与需要、满足的关系,欲望与满足的实质;正常欲望与正当满足;欲望的差异性;欲望得以满足的手段,实现欲望可能遭遇的人性困境,对待欲望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专门、集中、系统的研究。时隔6年,2016年10月,你的第二部学术专著《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是对欲望的研究,《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只选取了《欲望论》中的一个节点,却表现出更为确切的现实意义。你作为社科院专家或科研人员,同时又是一名诗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何面对各种变幻莫测的诱惑,如何处理纵欲和禁欲、无欲和节欲的关系,以致平衡?
( w) i3 y$ J. {2 T9 |8 _5 `睁眠:《欲望论》、《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是我在人学领域所取得的两项学术研究成果。《欲望论》从宏观视角对欲望的各个方面展开研究,是一部概论式著作;《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是对《欲望论》一个专题的拓展和深化。虽然两部书都以人类的欲望和满足作为研究对象,编辑和出版情况却各不相同。可能是因为《欲望论》的责任编辑和副主编均为女性的缘故,因而涉及男女两性的欲望差异性问题,她们在书稿有关章节的某些地方都要求进行适当修改,主要是把程度副词如“非常”“很”之类改成“比较”“较为”等。《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一书不是程度副词的问题,而是选题是否“敏感”的问题。书稿发出去大约20天,责任编辑突然发来一条信息,大意是:当地新闻出版机关认为此书选题比较敏感,因此建议另找其它出版社出版。后几经周折,此书最终得以面世。这年头,写一本书不容易,而要把书出版出来也很艰难。由于加大了对意识形态的管控力度,因而近年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拟出版的新书的审查非常严格,学术著作尤其如此。
2 q* z2 j% Z9 N7 ]/ C1 G你提到“诱惑”,正常情况下,平头百姓与所谓的“诱惑”是不沾边的。要是哪一位诗人或专家有过被“诱惑”的经历,这不失为一件好事——起码说明那位诗人或专家所处的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正在步入正轨。当下的“诱惑”却需要倍加警惕,因为它具有不确定性,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你不想想“诱惑”背后看不见摸不着的险恶动机,可能就会一步步误入陷阱,以致追悔莫及。由于人具有趋利避害和趋乐避苦的致命弱点,于是,金钱和美色就成了最为有效的两大诱因。这两大诱因通常只有高官或富豪才会碰到。给谁送钱送物?给谁投怀送抱?谁才会心甘情愿地送钱送物?谁才会心甘情愿地投怀送抱?为何要送钱送物?为何要投怀送抱?这是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付出。如果按照经济学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那么,送钱送物就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投资。要是送出去的钱物价值100万,日后获得的好处肯定不能少于100万。否则,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经济行为。投怀送抱当然也不例外。* c% [5 M* t( Z' p+ u  Y
纵欲主义、禁欲主义、无欲主义、节欲主义是对待欲望的四种态度和主张。它们的内涵不同,产生的背景也不尽一致。纵欲主义与专制制度和皇权相关,禁欲主义与宗教戒律相连,无欲主义是一种人为的修炼,节欲主义则是一种理性的克制。纵欲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禁欲有损于人的身心健康,无欲缺乏赖以支撑的客观依据,相比之下,节欲好像成了人们唯一合理的选择。其实,节欲论者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人有欲望无可厚非,满足已经产生的欲望也很正常,关键在于如何获得用来满足欲望的对象或内容,节欲论者不但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而且还试图用道德的、显得苍白无力的手段来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进行限制。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上述四种对待欲望的态度和主张都存在着一定弊端。3 O, v+ \9 R1 l
欲望的满足状况千差万别。我个人认为,各种欲望都得到了充分满足的状态可以称为“幸福”,反之就是“痛苦”,部分欲望得到了充分满足的状态则属于“快乐”。依此划分,大部分人都能够进入“快乐”之列,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位于“幸福”的标准线之上,处于“痛苦”层面的人也不多。如果条件允许,就要尽量让自身的欲望得到满足;如果条件还不具备,就应积极创造条件加以满足。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任何欲望的满足都必须具有正当性——既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也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那种人为地压抑自身欲望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因为它对欲望主体的身心健康有百弊而无一利。把道德、法律、政治与人的正常需求捆绑起来的行为是缺乏人性化的行为,甚至是不人道的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女性应该有深切的体会。在外来观念与自身需求之间,她们常常十分纠结,别无选择。那些女性之所以活得那么累、那么苦,究其原因,是她们一向墨守成规,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其言行举止总受前人或他人的观念左右或支配。这是对欲望及其满足的实质缺乏基本认知的结果,同时也是欲望及其满足的实质被严重扭曲的表现。' x( K7 k* k1 v! d! o+ a

# F/ m& N3 W/ c4 R) L/ F《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蔡贞明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E$ ^6 ]/ w) m# F8 Q& D% t
蒋能:除了对传统哲学的研究,你还对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梵净山佛教文化、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纳雍苗族打嘎仪式等贵州文化进行研究。作为纳雍人,你认为纳雍在地域文化方面,存在哪些可圈可点的内容。
4 K, Y1 i6 t4 t/ z睁眠:作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一员,应该说,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我都有所涉猎。就纳雍而言,由于历史及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一分为二地说,真正厚重的、具有巨大冲击力和强烈震撼力的文化形态并不存在。但以猴儿关古战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枪杆岩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苗族习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等等,仍然可圈可点,精彩纷呈,可挖掘、可拓展的空间依然不小。如能对整个纳雍境内的文化资源进行仔细盘点并作出科学的价值评估,然后加以有效整合,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理念,遵循“以大率小,以点带面”的原则,把纳雍苗族芦笙舞蹈“滚山珠”和纳雍诗歌的雄厚实力发挥到极致,纳雍文化的百花园依然会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灿烂辉煌的景象。( I8 B+ G. X& e1 I$ j5 y) h/ K0 x
蒋能: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文学硕士、副教授,独立评论家向笔群在一篇《诗歌:纳雍的地域文化符号》中说,故乡或者家乡是不少诗人写作的起点,也是不少诗人诗歌创作的高点,甚至某些诗人或者作家终生的创作主题。睁眠的诗歌创作就存在着这种创作状态,能阐释这一倾向。你如何看待这一评说?
$ ]6 r) p! |; F' t( \睁眠:向笔群先生的这一评说确实比较中肯。诗人或作家把故乡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既很普遍也很正常。其不同之处在于,有的诗人或作家书写的比重相对要大一些,有的诗人或作家书写的比重相对要小一些。何以如此?因为故乡是诗人或作家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既是出生地和成长地,那里的山川草木,虫鱼鸟兽,飘荡在黄昏的炊烟,站立在村前的老树,倒映着明月的古井,游走于墙根的鸡群,灰尘满面的石堆,锈迹斑斑的镰刀……都必然存在于诗人或作家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躲不过也绕不开。除此之外,那里的方言土语,那里的远亲近邻,那里的风土人情……也必然为诗人或作家所耳闻目睹,了然于心。可以说,无论是任何书写,都只能是对于历史的书写、现实的书写和未来的书写,而在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个用来标识时间界限的维度中,历史的书写所占的比重最大。因为那些曾经铭刻在记忆深处的鲜活的人物和具体的事象,不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模糊黯淡,反而还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清晰明亮起来。最重要的,是那些从漫漫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的人和事还会把陌生世界里绝不可能拥有的情感和温度也一并裹挟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的关系,莫言与高密东北乡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他们必然把最多的时间、精力、笔墨、篇幅投入到对故乡的书写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深深地植根于诗人或作家头脑中的故土情结。我的《怀乡诗篇》《元宵》《蜡染》《以种子和核自居》《怀念》《土豆》等即属于书写故乡或具有故土情结的诗作。6 I6 N. n$ m: G% |* W2 H) O4 J
蒋能:“当我面对老板,背对亲人/一手捏着支票,一手托着诗稿/这个人:在坚定地选择了破碎的同时/已轻率地放弃了完整/独自置身异地而又总是梦回故乡”“我的乡亲,挥舞着宽衣大袖/一片晚霞瞬间便抹去一场倾盘暴雨/我是那个背叛故乡而最终投奔故乡的人”(《怀乡诗篇》),“该歌唱的要歌唱,这是道路的一部分/不该流的泪不流,这也是道路的一部分”(《献诗》),“据说流血是对痛苦的表达/流泪是对伤心的表达/我们不流血也不流泪”(《这一天》),你带着一双明快的眼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勇往前行,在前行中变得坚韧,在前行中把家园深情回望。你离开纳雍很多年了,纳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与纳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6 q+ V! D5 v5 d, z3 V5 R睁眠:我与纳雍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若即若离”一词来界定。我十七岁离开纳雍到外地求学,三年之后返回纳雍,十六年之后再度离开纳雍。掐指算来,我在纳雍那片土地上生活、求学和工作的时间长达三十余年。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三十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深远还是微不足道?我虽然离开纳雍多年,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已经转移到一个离纳雍几百里远的地方,空间上存在着一段距离,但因为纳雍是生养自己的土地,因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情感上我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纳雍。每到逢年过节,我仍然要回纳雍与家人团聚。平时自己也时刻在关注着纳雍的发展和变迁。那些至今依然在纳雍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同事、亲戚,如有什么事情,他们只要通知一声,我就会及时赶回去。空空、张韬、余安海、唐江、任广、张奎、晏良荣、何平等人,都是我人生历程中情深意重、几十年如一日、“久经考验”的弟兄朋友,每次回去,因为他们的盛情款待,我都免不了大醉而归。
# E; t* U& }' J蒋能: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8 y& U* N2 u/ D- R/ y" N& I睁眠: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不一定是正比例关系。如果套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能演奏第一提琴”这句名言,那么,经济上滞后的县份在诗歌(文学)上也能“演奏第一提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短短三十年时间——“纳雍”这个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县就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这句名言的正确性,这个铁的事实就是纳雍诗歌的强大实力和纳雍诗人的庞大阵容。无独有偶,昭通——云南省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也涌现出了像陈衍强、雷平阳、王单单、尹马、樊忠慰等一大批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诗人。三十年前,纳雍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千万,一到发工资的时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就急得焦头烂额,有时是去大方借,有时是去毕节要。总之,那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如今,无论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财政收入,都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更令人惊喜的是,两座大型火电厂的建成投产及织纳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开通运营,为纳雍辉煌灿烂的明天的到来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纳雍无疑已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而要在此基础上提升文化软实力,使纳雍成为一个文化大县和文化强县,还需要内外兼修,从两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摈弃浮躁,狠练内功。二是创造条件,营造氛围。具体说来,就是县委县政府要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视人才;实施品牌带动战略。
: X4 t' j+ e7 j0 x# w7 K- f+ @$ y——选自《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蒋能著,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 q  Z4 e, \. j;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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